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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2025年6月22日，中国人民银行与香港金融管理局联合推出的“跨境支付通”（CBPC）正式上线。这一系统首次实现内地网上支付跨行清算系统（IBPS）与香港“转数快”（FPS）的直接互联，将跨境汇款时间从过去的几天缩短至几秒，手续费降低超50%，并支持人民币与港币直接结算。这项由“国家队”主导的金融基础设施，究竟是为企业赴港发展提供了一条高效的新通道，还是预示着一场合规重构：跨境支付领域效率与监管之间的深度博弈？
（一）效率革命：从“天”到“秒”的清算跃迁
传统电汇依赖SWIFT多级清算，到账需1-3天；而跨境支付通直连内地网上支付跨行清算系统（IBPS）与香港快速支付系统（FPS），实现秒级到账。费用方面，传统模式手续费通常为0.1%+电报费，而支付通目前暂时实行0手续费。操作上，支付通免除SWIFT代码填写，支持手机银行一键汇款，效率大大提升。
（二）币种直兑 + 场景白名单
人民币与港币直兑不构成“变相买卖外汇”，避免了《外汇管理条例》第45条的风险。在场景管控上，支付通采用白名单机制：包括境内居民个人汇出至香港地区银行账户的“南向便利化汇款业务”，可选择人民币汇出、人民币或港币到账；香港居民个人汇入至内地银行账户的“北向便利化汇款业务”，可选择港币或人民币发起、人民币到账；以及个人与机构间的“双向跨境人民币支付业务”，如留学缴费、公共事业缴费、就医、薪资和补贴发放等，可选择双边本币或双边人民币汇款。内地参与机构办理跨境支付通相关业务应遵守跨境资金结算相关业务管理规定，依法履行反洗钱、反恐怖融资和防扩散融资合规要求，建立健全跨境支付通汇款业务风险监测机制，提高风险防范能力，加强对可疑交易的监测，保障业务平稳有序开展。
（一）效率与成本的直接对比
跨境支付通在法币体系内首次实现了“准实时到账”与“低成本汇款”的跨境支付能力——秒级清算、零电报费、手续费降幅超过50%。这一效率和成本优势，直接对标了稳定币（如USDT、USDC）长期以来宣称的核心优势，即无需中介、快速转账、节省费用。
跨境支付通的出现，无疑会挤占稳定币在纯法币兑换和转账效率层面的生存空间。当合规路径能提供秒级、近乎免费的服务时，用户尤其是普通用户和企业使用稳定币进行简单跨境转账的动力可能会大幅削弱。
（二）合规性的巨大差异
与效率相比，合规性差异才是两者分野的根本所在。跨境支付通作为根正苗红的“国家队”产品，天然嵌入现有金融监管框架，用户和机构使用它没有额外的合规疑虑。而加密货币或稳定币目前正面临全球范围内不断变化的监管环境。在香港，虽然政策相对开放，但针对稳定币发行和交易的专门监管框架尚未完全落地，存在政策不确定性。使用加密货币进行跨境支付，对于企业尤其是受强监管的金融、贸易类企业而言，合规风险极高。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目前跨境支付通仅支持部分小额场景的应用。而在边缘性、非标性或Web3原生的支付场景中，稳定币仍具备不可替代的灵活性与技术优势。从趋势来看，跨境支付通有望逐步拓展适用场景：从目前的个人对个人（P2P）应用起步，逐步扩展至个人对机构（P2B）、机构对机构（B2B）、机构对消费者（B2C）等多元化跨境资金使用场景。一旦开放企业对企业（如：跨境结算、供应链付款、项目融资等），跨境支付通与稳定币之间的竞争将更加激烈，合规优势可能会成为决定性因素。
跨境支付通的推出，不仅是一次技术升级，更是一场合规体系的深度重塑。作为人民银行与香港金管局联手打造的“国家级”跨境支付基础设施，其背后承载的法律挑战绝非简单的小额支付扩容那么简单。每一笔交易、每一个接入节点都可能引发合规风险、反洗钱义务乃至监管套利空间的系统性法律问题。
（一）利用跨境支付通“出金”的法律风险
对于希望将虚拟资产或境外资金合法转回内地（即“出金”）的内地居民而言，当前的跨境支付通机制并不具备适用性，也存在明显的法律风险。根据现行制度，跨境支付通的“北向汇款”（即从香港向内地汇款）适用于“香港居民向内地居民汇款”这一前提条件。也就是说，如果您是中国内地居民，即便在香港持有合法开立的银行账户，也难以通过“转数快”（FPS）系统实现向内地银行卡的汇款操作。系统会在身份识别、用户匹配等环节加以限制。
有人可能会提出所谓“变通方案”，例如：“我可以把变现后的资金汇给一位香港本地朋友，再由他使用跨境支付通把钱转给我内地账户。”看似可行，但这类“代转”行为实质上构成了虚假交易或规避监管操作，涉嫌绕过交易真实性审查和反洗钱机制，存在明显的合规风险。虽然目前跨境支付通在技术层面尚未对业务背景材料进行逐笔审核，但这并不意味着个人或机构可以规避真实交易原则。监管机构始终保有事后审查与可疑交易追溯权力，一旦被判定为通过不当方式规避资金出入境监管，不仅相关资金可能被冻结，还可能引发行政处罚或刑事调查。
（二）跨境支付通小额先行背后的风险管控
跨境支付通选择以小额为起点，本质是将系统置于可控风险的“监管沙盒”中运行。从合规逻辑看，小额交易天然降低了反洗钱（AML）、反恐融资（CFT）的压力，因为单笔资金规模有限，每笔交易都绑定真实场景，即使出现异常交易，其社会危害和系统性风险也处于可控范围。
对监管层而言，这是一场压力测试，通过观察海量小额交易的资金流动模式，可精准打磨反洗钱监测模型，比如识别高频小额拆分汇款等规避行为，同时检验IBPS与FPS直连系统的稳定性。这种“先试点后推广”的思路，与Web3领域“监管沙盒”优先保障安全，再逐步释放创新价值的机制异曲同工。小额是起点而非终点。随着系统成熟，跨境支付通的场景与额度拓展将遵循风险可控、分步推进的逻辑，但每一步都需跨越合规的深水区。
（三）反洗钱（AML）与反恐融资（CFT）的潜在盲区
跨境支付通虽被赋予“秒级到账”的技术能力，但在合规领域，“快”并不意味着可以降低风控标准。
根据中国《反洗钱法》与香港《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打击洗钱及恐怖分子资金筹集条例》等规定，任何跨境支付交易必须履行KYC（客户身份识别）、STR（可疑交易报告）、CTF（反恐融资）等合规义务。支付通当前以“小额、实名、白名单场景”为设定，意图将交易置于低风险区，但这也存在以下几个法律风险：首先，结构性拆分交易：恶意行为人可能将大额非法资金拆分为多笔小额交易，在支付通系统中分批汇出，以逃避传统银行系统的审查阈值。这将对支付通系统的行为识别模型与大数据分析能力提出极高要求。其次，虚假场景注入：支付通目前支持如留学缴费、就医、薪资发放等指定场景，部分企业可能通过虚构交易背景、伪造合同等方式实现资金跨境流转，形成“合规外衣下的套利通道”。最后，中介滥用风险：第三方平台如支付聚合商、电商平台、API服务商等接入支付通后，可能将服务扩展至灰色地带，如代付代收、无真实交易背景的资金归集、隐形佣金支付等。此类行为若未被及时识别与监管，可能放大系统性风险。
（四）监管套利与“境内外资金循环”风险
在资本项未完全开放背景下，跨境支付通若被企业或个人用于绕行跨境融资、资产转移或加杠杆运作，如内地居民通过支付通向香港账户汇出大额“薪资”，再通过稳定币或虚拟资产平台转回内地，构成资金转口与套利；以及香港企业将应付款项“包装”为工资发放、劳务支出，借支付通避开境内收付汇管理，形成无外汇登记的灰色融资路径。因此，监管机构未来极可能加强对支付通的“场景穿透”监管，对交易结构、资金流向和收付款人背景进行全链条审查。企业必须确保交易具有真实、合法、可验证的背景资料，防范被视为非法外汇交易或虚构合同逃汇。
律师有话说
跨境支付通以“小额”为支点，正在重塑香港跨境支付的底层逻辑，它既是效率革命，更是合规革命。对个人与中小微企业而言，高频小额需求的满足可以激活长尾经济，让跨境支付变为“日用品”。对香港而言，这是巩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关键一步，通过“安全+高效”的跨境支付基础设施，增强对全球资金与创新企业的吸引力。随着场景拓展与技术迭代，“小额”的边界将逐步打开，但核心逻辑始终不变：合规是前提，效率是手段，普惠是目标。对赴港企业与Web3从业者而言，理解这一逻辑，善用支付通等合规工具，才能在香港跨境支付的新格局中站稳脚跟，抓住真正的长期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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