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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Liam
在加密货币领域，政府监管通常被认为是阻碍隐私技术创新的最大障碍。然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委员海斯特·皮尔斯的一场演讲却打破了这种固有印象。
8月4日，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这位被称为“加密妈妈”的SEC官员发表了一场引发轰动的演讲。她引用了《密码朋克宣言》，公开批评美国现行金融监控体系，并为零知识证明、去中心化网络等隐私保护技术背书。作为一名监管者，她罕见地站在了被监管者一边，甚至比许多加密极客更加激进。
这场名为《花生酱与西瓜：数字时代的金融隐私》的演讲，乍一听像是美食分享，但实际上却是对现有金融监管体系的深刻反思和猛烈抨击。
皮尔斯以一个家庭故事开场：她的祖父讨厌吃西瓜，为了下咽会在西瓜上涂满厚厚的花生酱。这个奇怪的搭配在夏日野餐时吸引了邻居小孩的围观。多年后，电话接线员在给祖父接电话时竟问道：“您是那位在西瓜上抹花生酱的皮尔斯先生吗？”原来，接线员就是当年的围观小孩之一。
但皮尔斯的重点并非花生酱与西瓜的组合，而是电话接线员这一即将被技术淘汰的职业。随着自动交换系统的普及，人们可以直接拨号交流，不再需要人工中介，也无需担心邻居偷听私人通话。
作为一名从凯斯西储大学法学院毕业并在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工作多年的资深人士，皮尔斯本应是金融监管的坚定捍卫者。然而，她在演讲中彻底撕下了温和的面具，直言不讳地表示：“我们不能指望政府、企业或其他大型、冷漠的组织出于善意为我们提供隐私保护。”
这句话援引自埃里克·休斯1993年撰写的《密码朋克宣言》——一份技术无政府主义的经典之作。一位政府官员引用无政府主义者的话来批评政府政策，犹如警察引用罪犯的话来质疑执法系统，令人震惊。
但这还不够。皮尔斯进一步指出：“在法律因设计缺陷或不足而无法保护我们的地方，技术或许可以。”这番话听起来更像是技术革命的呐喊，而非公务员的语言。
皮尔斯将火力集中在现有的金融监控体系上。她首先批评了“第三方理论”，这一法律概念允许执法部门在无需搜查令的情况下获取用户交由银行的信息。身为政府雇员，她毫不留情地抨击自己的雇主滥用这套理论。
“第三方理论是这个国家金融监控的关键支柱，”她指出一个荒谬的现象：尽管银行可以用加密技术保护客户数据免遭盗窃，但根据第三方理论，客户对这些加密数据依然没有隐私期望。换言之，银行虽然能防止小偷窃取你的数据，但政府随时都能查看。
接着，她将矛头指向了接近60岁的《银行保密法》。这部法律要求金融机构建立反洗钱项目，实质上让银行充当政府的线人。
数据显示，2024财年，32.4万家金融机构向政府提交了超过2500万份交易报告，其中包括470万份“可疑活动报告”和2050万份“货币交易报告”。皮尔斯直言：“《银行保密法》把美国金融机构变成了事实上的执法调查员。”政府营造了一种“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氛围，鼓励银行上报任何可疑交易，最终导致海量无用信息淹没真正有价值的线索。
更令人惊讶的是，她甚至批评了自己的单位。SEC的综合审计追踪（CAT）系统能够监控股票和期权市场的每一笔交易，从下单到成交全程跟踪。她和同事直接将这套系统形容为“反乌托邦监控国家的产物”。该系统不仅耗资巨大，截至2022年底已花费5.18亿美元且尚未完工，几乎是预算的8倍，还赋予成千上万名SEC员工和私人机构工作人员随时查看任何人交易记录的权限，而无需任何犯罪嫌疑。
既然法律难以依靠，皮尔斯将希望寄托于技术。她在演讲中公开支持一系列隐私保护技术，包括零知识证明（ZK）、智能合约、公共区块链和去中心化物理基础设施网络（DePIN）。对于加密货币从业者而言，这些概念并不陌生。
这些技术的魅力在于能够绕过传统中介。零知识证明让用户能够证明自己的身份或年龄，而不泄露其他信息；隐私混合器可以掩盖收入、捐款和购买记录；去中心化网络则直接淘汰中心化服务商。某些区块链自带隐私功能，就像私人电话线一样保护敏感信息。
皮尔斯甚至表达了休斯在《宣言》中暗示的激进观点：“必须允许这些技术自由发展，即使有人会用它们干坏事。”这番话从政府监管者口中说出，格外有力。
她还回顾了历史教训。1990年代，政府试图因国家安全理由控制强加密技术，但互联网的发展离不开加密技术。一群坚定的密码学家奋起反抗，最终说服政府放开对民间使用加密技术的限制。PGP软件开发者菲尔·齐默曼便是其中的英雄。正是因为他们的努力，我们今天才能安全地发送电子邮件、进行网上银行转账和购物。
皮尔斯将隐私保护上升到了宪法高度，引用最高法院大法官布兰代斯的名言：“当政府的目的是善意的时候，我们必须最警惕地保护自由。”她呼吁政府保护民众“不仅能私下交流，还能私下转移价值的能力，就像第四修正案制定时代人们用现金交易一样。”
“人的尊严的关键是她能决定向谁透露自己的信息。”她强调，“美国人民和政府都应该热切保护人们过私人生活、使用隐私技术的权利。”
这场演讲正值Tornado Cash联合创始人Roman Storm受审之际，此案成为政府打击隐私技术的典型案例。皮尔斯明确表态：“开源隐私软件的开发者不应该为别人如何使用他们的代码负责。”
有趣的是，皮尔斯与休斯的观点并不完全一致，甚至更为激进。休斯在《宣言》中写道：“如果两方有交易，每一方都会记住这次互动。每一方都可以谈论自己的记忆，谁能阻止呢？”这实际上是在为第三方理论辩护，即你既然把信息给了银行，银行当然可以告诉政府。
但皮尔斯恰恰在攻击这套理论，认为即使信息在第三方手里，个人也应该保持隐私控制权。这种分歧耐人寻味，休斯作为技术无政府主义者，在某种程度上接受现实的残酷；而皮尔斯作为体制内人士，反倒要求更彻底的隐私保护。
在笔者看来，这似乎称得上“皈依者狂热”。如同信仰基督教的韩国教徒，更热衷于前往世界各地传教。作为一名监管者，皮尔斯比任何人都清楚现有系统的问题，长期的监管经验让她意识到，真正的保护可能不是来自更多监管，而是来自技术本身提供的解决方案。
然而，改变社会观念并不容易。休斯曾说：“要让隐私普及，它必须成为社会契约的一部分。”皮尔斯也承认这一挑战。每当她批评金融监控时，总有人说：“我又没做亏心事，政府监控大家抓坏人有什么不好？”她引用隐私学者丹尼尔·索洛夫的话反驳：“这种我没什么可隐瞒的论调代表了一种狭隘的隐私观念，它故意忽略了政府监控项目带来的其他问题。”
三十多年前，休斯写道：“我们密码朋克寻求你们的问题和关切，希望能与你们对话。”三十年后，皮尔斯用这场演讲回应了这个呼吁。
比起其他人，皮尔斯的身份矛盾正是这场演讲最迷人的地方——一位监管者为被监管的技术摇旗呐喊，一位政府官员引用无政府主义者的话批评政府政策，一位传统金融体系的守护者为去中心化革命站台。
如果休斯今天还活着，听到皮尔斯的演讲，或许倍感欣慰，然后说一句：“你是我们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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