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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8月22日，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杰克逊霍尔央行大会上发表了一场重要演讲。他在演讲的上半部分分析了当前经济形势，并暗示9月可能降息，这一表态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然而，演讲的下半部分则介绍了刚刚修订完成的新货币政策框架，这部分内容却未引起市场的足够重视。
美联储公开其货币政策目标和框架始于2012年，这一年也是美联储首次采纳通胀目标制。按照规定，该框架每五年进行一次修订，而每年FOMC（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都会发布一份“长期目标和货币政策声明”，以宣告当前采用的政策框架。这种反复宣告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增强美联储作为一个机构的信誉，表明其始终不忘初心；二是强调该声明是所有19位FOMC成员共同参与文字斟酌并最终达成共识的“共识声明”（Consensus Statement）。这种对政策目标和方法论的共识不仅有助于促进集体决策，还增强了委员们的自我约束力。
2025年的共识声明第一段延续了2024年的措辞，重申了美联储的使命以及提高透明度的重要性。
第二段讨论了通胀和就业偏离使命目标的经济机制以及实现目标的基本政策工具。2025年声明新增了一个重要内容：“委员会的货币政策工具需要在广泛的经济环境下完成就业和通胀的使命。” 这一变化是对2020年框架的反思。2012-2019年期间，美国经济长期处于低通胀状态（核心PCE通胀率平均为1.4%），失业率在2016年以前也较高，因此美联储最担心的是长期低通胀和低利率环境的固化，这会导致ELB（有效利率下限）问题，即常态政策利率过低，难以应对经济下行冲击。2020版政策设计正是针对这一环境制定的。然而，2021年下半年以来，美联储发现这一策略存在局限性，在通胀意外高企时反应过慢。基于此反思，共识声明作出了上述调整。
2020版声明中曾详细阐述自然利率下降、利率有效下限的约束以及就业和通胀下行风险加大的判断。而在2025年的声明中，这些论述被简化为：“如果政策利率面临有效下限的制约，美联储会动用所有可能工具加以克服。” 可见，新版本大幅淡化了ELB的严重性，这一转变显然受到2021年以来高通胀经历的影响。
关于就业使命，两个版本都认同“充分就业水平随着多种因素不断变化，因此委员会没有设定固定目标”。但2025版新增了一条明确的定义：“委员会认为最大就业是在物价稳定情况下所能达到的最高就业水平。” 相比之下，2020版并未如此明确定义充分就业，而是较为模糊地表示使用多种指标来评估。相应的，2025版政策声明直接瞄准充分就业，并且是“对称”的——无论实际就业高于或低于充分就业水平，货币政策都需要作出调整。相比之下，2020版仅针对就业不足作出反应（Shortfall），若就业水平高于充分就业，则不调整货币政策。这一重大变化的原因在于过去几年的高通胀超出了美联储的预期。
2020版意味着当时的美联储认为菲利普斯曲线是平坦的，即更低的失业率不会带来高通胀，因而倾向于让劳动力市场“过热”。2021年，美联储执行了这一策略。尽管2022年通胀超出预期使美联储陷入被动，但这种按既定规则行事的方式体现了其声明的可信度。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这种信誉度很大程度上帮助美国经济在2022-2024年间实现了软着陆。
关于物价稳定的使命，两个版本的声明都确认长期通胀取决于货币政策，因此美联储需要对物价稳定负责。两者也都确认2%作为通胀目标，并强调维护2%长期通胀预期的重要性。不同之处在于，2020版声明提出“委员会目标是实现2%的平均通胀目标；如果有一段时间实际平均通胀持续低于2%，那么后续期间将寻求高于2%的通胀目标（作为补偿）。” 而2025版则发生了显著变化，目标是2%，不再是平均2%。这意味着，如果过去通胀低于2%，未来的政策不会追求高通胀去“补偿”。
新旧两个版本的共识声明对风险平衡的论述没有改变。风险平衡的方法论是鲍威尔在9月降息中与市场沟通的主要依据。
2025年5月，在美联储的一次内部研讨会上，鲍威尔回顾了2020年框架出台的背景。除了上述原因外，他还提到当时不断深化的全球化对美国低通胀的促进作用。长期的低通胀经历对美联储决策者的心态产生了深远影响。
同一研讨会上，加州大学沃什教授（Carl Walsh）发表了重要演讲。他指出，促使2020年美联储推出“促通胀框架”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2015年加息过早的“错误”。当年启动的加息周期进程一直慢于预期，例如2015年和2016年分别只有一次加息，到2018年底则面临较大的经济下行压力，2019年美联储开始降息。平均通胀目标制的好处是可以提高市场的通胀预期，同时使货币政策更具粘性，因为其盯住的是过去的平均通胀。此外，货币政策盯住就业缺口目标可以让经济过热，从而在低通胀环境下占据优势。
2020版的一个不足之处在于美联储关于2%长期通胀的承诺可能不再可信，因为大众很难理解平均通胀的确切含义。假设当前通胀率为4%，但美联储并未收紧货币政策，原因是需要补偿过去的低通胀。此时，大众可能会线性外推形成通胀预期，结果可能是4%或更高，而非政策意图希望的2%。此外，平均通胀目标制也不够清晰，计算平均值的窗口是3年、5年还是8年，美联储并未明确界定。2025版恢复灵活通胀目标制后，上述问题将不复存在。同时，2020版未能明确定义充分就业，使得这一使命不够清晰。2025版对此进行了澄清。
无论是新框架还是旧框架，最近十多年美联储的政策框架展示了新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在货币政策中的全面应用，并日趋成熟。格林斯潘之前的央行充满神秘感，它高高在上审视宏观经济，然后无声出手调控经济。而如今，在两位顶尖学院派宏观经济学家的领导下，理性预期、动态均衡、公开政策意图已成为美联储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回顾起来，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
前主席伯南克也参加了5月的研讨会，并发表了专题演讲。他讨论了进一步提高美联储政策透明度的原因及具体工具。伯南克建议美联储的研究部门公开发布对主要可能经济场景（风险）的分析和预测，并建议FOMC在不同沟通工具中描绘更多经济场景，对每个场景的货币政策应对作出说明，通过多场景讨论传达更多的风险“意识”给公众。此外，他还建议对SEP（经济预测摘要）作更多的文字描述。
有趣的是，美联储的高官们几乎一致反对“老领导”的这一建议。沃勒以2023年硅谷银行危机为例进行反驳。当时研究团队和委员会观点分歧较大，沃勒指出，如果将研究人员的预测公开发布，美联储的治理结构可能会受到影响（他的意思是研究人员变相获得了FOMC的部分权力）。最有趣的场面来自伯南克与特约评论员的辩论。评论员来自耶鲁大学，几乎全盘反对伯南克的计划，举例说如果研究人员的预测与FOMC的观点相差太大，他不知道该如何向市场解释。伯南克迅速反驳：“很遗憾这从来没有发生过。” 评论员反驳说这发生过，在1990年代中期美联储的研究团队担忧通胀，但格林斯潘反对，认为生产率的增长会抵消通胀压力。伯南克再度反驳：“但当时整个FOMC委员会高度同意研究团队的观点。” 他又插了一句：“但他们是错的。” 最后这句话指的是格林斯潘当年独排众议未加息的得意之作（事后证明他是对的），同时也算是对当时FOMC的一种自嘲，引发与会者大笑（但伯南克本人始终表情平静）。
伯南克关于更高透明度的主张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在当前美联储独立性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在可以自由表达的地方，权力来自于讲理的分量。如果水平不够，话语权就有限，也就是权力不大。在伯南克的研讨会上，提问环节有一位分行主席因未受过宏观经济学训练，用一个通俗的例子反驳伯南克的主张，但概念有些离题，逻辑也不通顺，伯南克对此未作回应。
耶伦则是另一种情况。初入美联储担任理事时，她曾在一次会议上“逼问”格林斯潘：“你合意的通胀目标是多少？能给一个具体的数字吗？” 格林斯潘犹豫许久后表示他认为2%是合适的。这段对话被认为是推动美联储转向通胀目标制的先声。当时的耶伦尚未成名，是华盛顿的新手，但凭借学识挑战了格林斯潘。
最近，特朗普不断向美联储“安插自己人”，美联储的独立性似乎岌岌可危。FOMC成员都要参与“共识声明”，这一不起眼的举措在我看来是保持美联储独立性的重要一环。一个委员如果在议息会议中违背了自己的共识声明，别人就会反驳他，在一个高度讲究“智力卓越”的群体中，这就很让人“受辱”。一年有八次FOMC议息会议，如果每次都这样被“羞辱”，确实会带来不小的压力。
制度经济学家在探讨制度如何才能有效（即从文字到实际约束）的问题上成果不多，主要是因为忽视了康芒斯（Commons）关于“制度是集体对个人的强迫”的重要概念。笔者认为，这一概念对理解制度的重要性相当于有效需求之于宏观经济学，流动性偏好之于货币经济学。它们看不见摸不着，但却真实永恒地存在。制度起作用的“基因”机制离开康芒斯的洞见是找不到的，因为这就是本质。举例来说，美联储“共识声明”这一制度生效的原理是这样的：一个抛弃货币政策共识声明、只听命于白宫的FOMC委员，在辩论中会被其他委员“羞辱”，该委员难免心虚气短（这与上面耶伦理直气壮挑战格林斯潘形成鲜明对比）。这就是集体对个体的强迫，也是美联储独立于白宫的制度之一生效的方式。如何形成集体对个体的强迫，也是解析权力的基因密码。神秘和蒙昧守旧经常联系在一起，而祛魅和开明进步则紧密相连。笔者相信，康芒斯就是那个帮助祛魅的人。
笔者年轻时第一次读到康芒斯时惊喜若狂，那些自己一直隐隐感知却说不出来的东西被他轻松、简洁而准确地表达出来。当时仰天大笑、拍遍栏杆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公开承诺是有约束的，语言就是权力，现在又有了康芒斯制度洞见的加持，我对美联储独立性的信心增强了，“美元崩溃论”也可以排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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